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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生在春夏之交的这次猛烈的宏观调控风暴,让国际观察者也有点不知所措。就在紧缩政策接连出台的5月初,《纽约时报》发表专栏作家托马斯・弗里德曼的文章,称“这些日子,美国、欧盟、日本和亚洲主要国家领导人在睡前都要对中国经济祈祷,世界逐渐被中国借助廉价劳动力、原材料需求以及外资而确保的巨大的资本力量套牢了,一旦中国泡沫破裂,世界上的所有泡沫就会一齐爆裂”。5月27日、28日,韩国政府连续召开紧急会议,分析中国计划对过热经济踩“刹车”可能对韩国造成的影响。韩国学者判断,中国占据了韩国总出口额的18%和贸易收支顺差的88%,如果中国政府为避免过热情况采取严厉措施,预计韩国的出口将锐减。就连一向出言谨慎的美联储主席格林斯潘也公开表示担忧,他在联邦参议院的演讲中说:“如果中国出现问题,对于东南亚经济体和日本,间接地对于我们,都会造成很大影响。”  然而,中国经济的走势再次让全球的学者跌破眼镜。这年三季度,亚洲开发银行曾预测全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增长将下降为8.3%,而中国商务部的数据更保守为7.5%。可是,最终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显示,2004年的国内生产总值增长仍然高达10.1%,为1996年之后增长最快的年份,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7万亿元,比上年增长25.8%,全国进出口贸易总额超过了1万亿美元。【2004年的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一开始公布为9.5%,与2003年持平。2006年1月,国家统计局根据新的经济普查数据对国内生产总值历史数据进行了修订,2003年和2004年的数据分别修订为10%和10.1%。】这表明,中国经济仍然处在一个高速发展的通道里。在中央电视台的《中国经济年度报告》节目中,清华大学中国国情研究中心主任胡鞍钢教授对此的解读是,“中国作为一个快速的列车,它的行驶不是急刹车,是点刹车。”谁被点住,谁没有被点住,一目了然。  发生在钢铁领域中的故事就很有寓意。就当民营资本被严令叫停的时候,国有及国有资本则纷纷大踏步挺进。在铁本事件发生的同时,宝钢与当时世界最大的钢铁公司阿塞勒、第二大公司新日本制铁三方合资,开建1800毫米冷轧工程。此外,宝钢还与澳大利亚哈莫斯利公司签署了每年购买700万吨铁矿石的长期订购协议。总裁兼董事长谢企华宣布,宝钢打算在2010年前斥资500亿-600亿元,将产量从2000万吨扩大到3000万吨,增加50%的产能。这一新闻震惊全球钢铁界。随即,中国第四大钢铁企业武汉钢铁集团表示,武钢的几个大规模项目,已经通过国家发改委审批,总体投资将超过200亿元。其他的国有大型钢铁企业也纷纷启动新项目:本溪钢铁集团与浦项合作,启动了冷轧板项目;鞍山钢铁集团与欧洲第二大钢铁公司德国蒂森克虏伯共同投资1.8亿美元,建设年产40万吨的热镀锌板项目;唐山钢铁集团、马鞍山钢铁集团则与世界最大的矿石资源企业必和必拓分别签署了300万吨铁矿石的订购协议。  跨国钢铁公司在中国的投资步伐似乎也没有停滞。这年4月22日,就在戴国芳被拘押的三天后,在距常州仅105公里的苏州工业园区,澳大利亚博思格钢铁公司投资2.8亿澳元(约17亿元人民币)的钢铁项目举办了热热闹闹的奠基仪式。公司总裁毛思明说,“一切顺利得出乎意料,不到一个月我们就拿到了营业执照。”苏州工业园区则透露,博思格的项目从递交申请材料到颁发营业执照,前后只用了7个工作日。有媒体评论说,一个17亿元的项目,7天之内就搞定营业执照,这对于国内绝大多数地区的投资者来说简直是天方夜谭。因为按照国家现行规定,投资在5000万元到2亿元的项目须由国家发改委审批,2亿元以上的项目报国务院审批,整个程序繁琐,没有一年半载不可能批得下来――这也是铁本被查处的原因之一。况且,钢铁投资正是整顿调控的重中之重,铁本事件又近在眼前,博思格项目的神速实在让人惊叹。新华社记者徐寿松在《铁本调查》一书中十分感慨地写道,“同一产业,同一时间,同一省份,铁本和博思格,一吐、一洋两家钢铁公司的命运何以相隔生死两重门?!有人在门里轻歌曼舞,有人在门外长歌当哭。”  从全年度的行业数据来说,人们也能看到真实的一面。在铁本被严处之后的几个月里,全国的钢铁产量似乎得到了短暂的控制,可是从6月份起就逐月加速回升,7月份开始日产水平连创历史记录,至10月份更是突破日产80万吨,达到80.44万吨。前10个月,全国累计生产钢材2.72亿吨,比上年同期增产24.12%。2005年,产量继续在高速增长的轨道上前行,全国生产钢材3.71亿吨,同比增长又达到24.1%。更引人注意的是,在2004年,全国只有两家钢铁厂的钢材产量超过1000万吨,而到2005年一下子猛增到了8家,其中除了沙钢,均为国有大型企业。  即便被调控的民企,其命运也各不相同。与铁本同时被勒令停产的宁波建龙就有另一番生死情景。2004年2月,国家发改委、银监会等组成联合调查组进驻建龙。5月,在铁本事件后的一个月,中央电视台曝光建龙事件,其违规行为主要有三项:一,违规审批,将本应由国务院主管部门批准的项目变成了地方审批;二,未获环保部门批准,擅自开工;三,短贷长投,将银行7亿元流动资金贷款转成固定资产投资。从这些情况看,建龙违规性质与铁本差不多,冶炼高炉、热轧车间、码头等都基本建成,实际投入资金已达48亿元。项目停建消息传出后,复星的股价应声下挫。当时,唐万新的“德隆系”刚刚开始崩塌,同样为民营资本运作高手的郭广昌颇受关注。7月,有媒体披露“复星系”被有关银行列为“慎贷”黑名单,资金链随时面临断裂风险,复星一时黑云压城。  与铁本不同的是,在事件发生后,尽管宁波市计委、国土资源局等6名干部受到了处分,但是建龙和宁波方面均没有人员被拘押,项目的实际控制人郭广昌更是没有受到限制,他仍有自救空间。郭广昌首先想要撇清建龙的民资成分。在被查处的第一时间,复星股份发布公告称,公司和宁波建龙及股份没有任何关联。9月,郭广昌在杭州的一次长三角论坛上又突然暗示,建龙还隐藏着一家“影子股东”,那就是著名民营企业家、全国工商联副主席刘永好的新希望集团。郭广昌的撇清与暗示,都无非为了不断测试上层对建龙事件的处理底线。以后来的事态发展看,真正让建龙项目峰回路转的是浙江一家大型国有钢铁企业的参与。  就在建龙项目开建的同时,杭州钢铁公司在宁波大榭岛也开始筹建一个占地5400亩的钢铁项目。由于拆迁等问题上的纠缠和效率低下,当建龙过程已经建设过半的时候,杭钢的大榭项目还没有正式动工。建龙搁浅后,浙江省政府当即提出了整合建龙和杭钢的意向。对此,处于有利位置的杭钢董事长童云芳放言,“要么控股,要么不参与。”郭广昌当然也不甘心被吃掉,但整合必须要以改革的方式,而不是以老套套,必须以最优化、最有竞争力的市场方式来解决以谁为核心的问题。他对记者说,“国企参股可以,控股得让民企来。不要借宏观调控之名,让国有企业来控制民营企业。”《财经》在关于此事的评论中问道:“在这场民营企业与国有企业和政府的谈判中,已经被判定违规的前者显然居于弱势地位。但问题是,是否一定要让国有企业控股才可以放行?”  郭广昌的挣扎和传媒的质疑被证明是无效的。2004年8月,一个消息已经传遍财经圈:杭钢与建龙初步达成重组协议,杭钢持股51%,郭广昌方面持股49%。关于建龙事件的处理意见也如期下达,国务院将宁波建龙钢铁违规项目的处理权限下放到浙江省政府,这意味着重组后的建龙项目将获得“合法准生”。2006年初,国家发改委以“发改工业[2006]434号”文件准了宁波建龙钢铁项目。根据批文,国家发改委同意杭州钢铁集团公司结合自身结构调整,对宁波建龙钢铁有限公司进行重组,由杭钢集团作为控股股东,联合其他股东,将其重组为“宁波钢铁有限公司”。郭广昌以牺牲股权为代价,死里逃生。  在本轮宏观调控中陷落的大型民营企业项目,日后大多被国有企业和跨国公司所猎获。铁本项目在三年后被南京钢铁集团和法国安赛乐公司共同重组。分崩离析后的德隆系被瓜分:中粮集团购得新疆屯河,辽宁机械集团入主合金投资,湘火炬遭到一汽、上海德国大众等二十多家汽车公司的争抢,最后由山东的潍柴动力得手。唯一侥幸独存的是东方希望集团的电解铝项目,由于刘永行十分谨慎,其投资均为自由资金,所以避开了金融上的制裁。此后三年,一向开朗的刘永行变得极度低调,几乎不再公开场合露面。他后来透露说,中铝集团曾经多次试图控股该项目,均被婉拒。  民营资本的惨败,令人印象深刻。其后两三年中,反思不断,全国政协副主席、全国工商联主席黄孟复用“玻璃门”来形容民营企业所面临的尴尬局面。他描述说,“一些行业和领域在准入政策上虽无公开限制,但实际进入条件限制颇多,主要对进入资格设置过高门槛。人们将这种‘名义开放、实际限制’现象称为‘玻璃门’,看着是敞开的,实际上进不去的,一进去就碰壁。”先海星集团董事长荣海的反省则更为直接,他说,“宏观调控的教训再一次证明,贸易企业家一定要低估自己的能力。”  宏观调控对中国公司格局的影响十分深远,在相当长时期内甚至有“定局”的效果。  经济政策的莫测变幻,同样反射在商业思潮的波动与反复上。  在1月份,由河北的一份文件引发出一场关于民营企业家“原罪豁免”的大争论。这份由中共河北省委以“一号文件”批转的河北省政法委《关于政法机关为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创造良好环境的决定》称,对民营企业经营者创业初期的犯罪行为,已超过追诉时效的,不得启动刑事追诉程序;在追诉期内的,要综合考虑犯罪性质、情节、后果、悔罪表现和所在企业当前的经营状况及其趋势,依法减轻、免除处罚或判处缓刑。这一“豁免文件”跟改革史上的很多事件与宣告一样,尽管在法律操作上尚有空白和可商榷处,却是一个很强的政策信号弹。然而,随着宏观调控的开始,“豁免话题”很快被抛弃,舆论180度地大回身,转而开始对产权改革中的种种现象进行“绝不宽恕”的“原罪清算”。  在这次清算运动中,担当主角的是一位来自香港的金融学教授。1956年出生于台湾桃园的郎咸平毕业于美国沃顿商学院,该院以金融和财务教学闻名世界。郎咸平长着一张老成的明星脸,一头刚硬的灰发,能言善辩,自称“是一个喜欢生活在闪光灯下的学者”。2000年之后,受聘为香港中文大学和北京长江商学院教授的他常年在中国内地游学演讲。在这期间,他运用金融学工具对中国公司的财务治理进行了系统的研究。就在2004年夏天,他连续发布论文和演讲,对一些著名企业的产权改革方案提出了强烈的质疑。  6月17日,他公开质疑TCL,认定其股改方案实际是国有股权被稀释的过程,是“以股权激励为招牌,以证券市场为渠道,使国有资产逐步流向个人的过程”。根据他的计算,李东生持有5.59的TCL股权,按最高市值达12亿元,因此他“成为TCL改革的最大受益者”。  8月2日,他发表《海尔变形记――一次曲折而巧妙的MBO》,矛头直指中国知名度最高的家电企业海尔。他分析张瑞敏对海尔的产权进行了三次“变形”。“第一次变形”是在1997年。这一年正是大规模产权改革的藻始之年,海尔成立内部职工持股会,2000年,由持股会为主体成立海尔投资,后者拥有海尔零部件采购和商标所有权,这两项内部交易获利高达34个亿。郎咸平认为,海尔商标不归海尔集团,反而归海尔投资所有,这是典型的“股东、保姆、职工”角色不分。“第二次变形”是在2001年。青岛海尔利用增发募集资金和部分自由资金共计20亿元,向海尔投资溢价收购青岛海尔空调器有限公司74.45%股份,产生的股权投资差额20亿元一次性转让给海尔投资。海尔投资手中有了运作的“第一桶金”。此后,海尔的金融资产扩张几乎都是以海尔投资的名义来进行,如控股长江证券、设立海尔纽约人寿。加上非金融资产扩张,海尔投资旗下的公司可查证的就已经达到12家,总资产(包括海尔品牌)已经超过650亿元。  就在《海尔变形记》发表的一周后,郎咸平掷出第三颗“震撼弹”。他在上海复旦大学发表题为《格林柯尔:在“国退民进”盛宴中狂欢》的演讲,直指顾雏军使用多种伎俩,“利用一些地方政府急于加快国企退出的思路,将收购与改制打包在一起,玩了一把双方互惠互利的双赢游戏”。【顾雏军得手科龙后,又用同样手法入主另一家冰箱企业安徽美菱。后来的事实表明,当时的美菱电器与其母公司美菱集团有大量的债务关联,其现状十分类似科龙电器与容声集团,顾雏军承诺进入后将一切都“既往不咎”。为了让这起交易显得更有说服力,顾雏军宣称投资24.9亿元在合肥建设格林柯尔――美菱工业园,它成为当年度安徽省最大的招商引资项目。】  郎咸平的三次讨伐在企业界、舆论界和经济理论界平地掀起了一场轩然大波。在整个秋天,它甚至转移了人们对宏观调控的关注。某种意义上,这位来自香港的、敢于放言的金融学教授对开始于1998年的产权清晰化运动进行了一次“总清算”。他的结论是,“我不反对国企改革,但是目前有些国企通过‘国退民进’,将国有资产以贱卖的方式(包括MBO)转成私人资产以提高效率的做法是我所反对的。当前这种利用法制不健全的空当,合法地侵吞国有财产的现象,和当初俄罗斯私有化运动极为类似。”语锋犀利的郎教授还打了一个很生动的“保姆”比喻――“我的家又脏又乱又差,找来一个保姆,帮我把家收拾干净了,她算是有功劳,可是这个家突然就变成保姆的了。这是一件很荒谬的事情。”据此,郎咸平提出三个观点,必须暂停产权交易、必须禁止MBO、民营企业与国有企业争利问题不是当前经济改革的重点。  在郎咸平的炮轰中,三大企业表现各异。海尔仅仅发表了一个简短的声明称,“郎先生发表的文章是以海尔是国有企业为前提的,众所周知,海尔不是国有企业,海尔没有任何违规、违法行为,不予评价。”TCL也如出一辙地“不予评价”,李东生甚至在一次媒体追询下反问说,“郎咸平是谁?”中国企业在产权改革中的法制空缺尴尬终于暴露无遗。在过去的几年里,几乎所有的产权改制方案都是“见光死”,没有几家企业经得起、法律及财务意义上的公开审查。郎咸平显然不是第一个提出质疑的人。如果所有被质疑的企业都顾左右而言他,三颗“震撼弹”将有去无回。富有戏剧性的是,其中一个中弹的人居然起而反击。  反击的是性情自负而暴烈的顾雏军。在郎咸平复旦演讲后的第四天,顾雏军发出严厉的律师函,声称其演讲造成了诽谤,要求郎咸平发表更正并道歉,否则将“采取一切必要的手段以保护他的名声”。正愁没有对手的郎咸平当然不会示弱,三天后,他在北京长江商学院的办公室里召开媒体见面会,公布了顾雏军的律师函,声明“决不会更改或道歉”,并控诉“强权不能践踏学术”。第二天,顾雏军当即向香港高等法院递交了起诉状,以涉嫌诽谤罪起诉郎咸平。  郎顾之争很快升温、升级。郎咸平提出的质疑,涉中及国企改革的路径抉择与道德倾向性,所以让一大批经济学者都卷入其中,一时间观点针锋相对,护顾卫郎之争,十分热闹。一些学者认为郎论偏颇,对中国企业变革的大方向有误读,不够宽容。复旦大学张军教授认为郎咸平的案例研究“攻其一点,不及其余,有失偏颇”。北京大学张维迎教授还发表演讲,呼吁舆论环境要“善待企业家,不要把他们妖魔化”。同时,也有一些以“新左派”自居的学者为郎咸平大声叫好,中国社科院研究员左大培等十多人联名发表声明“声援郎咸平”。这场大论战顿时掀起惊天骇浪,中国经济界几乎所有重量级的学者都发表了自己的观点,立场鲜明对立,构成近20年来经济理论界规模最大、火药味最浓的一次大论战。  在学者们的隔空交战中,贸然出头的顾雏军成了唯一的“炮灰”。格林柯尔在产权并购上的手段原本就游走在法律边缘地带,“只能做,不能说,一说全是错”,怎么经得起放在舆论的“显微镜”下考验。顾雏军为了证明“清白”,还十分高调地邀请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企业经济研究所协办,举办了“科龙20年发展与中国企业改革路径”的研讨会,会上,企业经济研究所罕见地为科龙出具了一份验明正身、全面肯定改革经验的报告书。第二天,这份报告书的摘要以广告的方式被刊登在各大财经媒体的版面上,顾雏军颇为得意地说,“外面很多评论让我恍若隔世,仿佛回到文革年代……现在又是一夜之间,许多经济学家认为我没有问题。”从事后的效果看,这次研讨会、报告书及软文广告起到了负面的效应,顾雏军好像越描越黑,在公众印象中,他已经显然成了侵吞国有资产的符号化人物。在新浪网进行的网民调查中,超过90%的网民认为“顾雏军肯定有问题”。就在研讨会召开的同时,国家审计署悄然进驻科龙电器,展开调查。11月,深交所与香港联交所一起进驻科龙总部,对其财务问题进行集中核查。2005年1月,香港联交所以关联交易为名对顾雏军进行公开谴责。科龙股价应声下挫。顾雏军为自己和科龙引来烧身大火。【2005年7月29日,顾雏军被佛山市公安人员拘捕。9月,他在看守所里将科龙股份转让给青岛海信集团。美菱、亚星等股权相继被收购或转让。2006年8月,科龙电器公布前一年的年报,宣布巨额亏损36.93亿元,刷新内地上市公司亏损纪录,涉及93宗诉讼官司,公司的净资产为-10.90亿元。】  郎咸平发动的这场“讨伐”,让他如愿以偿地成了一个明星级经济学家。不过,郎顾之争最后的结局其实已超出了这位公司财务专家的初衷。他本人也在这样的论战中走向极端,提出了“大政府主义和威权政府”的概念,还以中国电信等垄断公司的经营业绩来证明“中国国有企业从来不比民企差”。在很多人看来,郎咸平好像是安徒生童话《皇帝的新装》里的那个小男孩,他大胆地喊出了真相,不过却说错了真相背后的答案。美国《洛杉矶时报》在评论中认为,“郎咸平对中国经济改革的某些批评并不是孤单的声音,他代表着一个被称为‘新左派’的日益有着影响力的团体,他们对国有企业民营化和中国经济的试验进行抨击。”北京大学教授周其仁在一篇《我为什么要回应郎咸平》的文章中说,“我是想破脑袋也想不出来,到底怎样郎咸平才觉得对。”周其仁的观点是:“产权改革不是什么好事之徒策划出来的。就是把主张产权改革的经济学家全部枪毙,只要走市场经济之路,公有制企业还是要搞产权改革。问题是公有制企业的改革实在前无古人,困难自成一家。当初没有清楚的约定,倒回去厘清产权份额谈何容易!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一直认为实践具有第一位重要的品格。”  从宏观调控到“郎咸平风暴”,2004年的中国企业界可谓大戏不断、惊心动魄。一直到秋天,人们才突然记起,2004年是很多著名公司创业20周年的“庆典之年”。上一页激荡三十年――中国企业1978-2008(上下)下一页  书坊首页努努书坊 版权所有